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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虹:我亏损在英文比中文好

发布:银河网站_银河游戏娱乐-泡泡语录网 来源:泡泡语录网 作者:银河平台小编 时间:2019-05-05 15:00

栏目主持/采写:舒晋瑜

  朱虹,天津人,英美文学研究专家和翻译家,教授。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,此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从事英美文学研究。1992年以来一直担任美国波士顿大外国语言文学客座教授。历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及外文所工作人员、英美文学研究室主任及学术委员、外国文学系主任、研究生院教授及博士生导师、外文所研究员。国际笔会中心会员。5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。著有专著《美国文学简史》(上、下卷,合作)、《狄更斯小说艺术》,评论集《英美文学散论》,译著小说集《中国西部小说选》(中译英),主编《外国妇女文学辞典》等。

  她一脸认真地问我:你确定是找我?好多人叫朱虹呢!她又接着说,我担心会白白浪费你的时间。

  朱虹,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,我国第一代女性文学批评家,也是把我国当代文学介绍给英语世界的女翻译家。

  她说,她只是发挥工匠精神,对外作了一些中国文学的翻译介绍,主要是出于个人兴趣与爱好。“中国文学作品在国外是有影响的,在国际图书市场上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。只不过,这是一种长期的投资,要有长远的眼光。至于我个人,我还是会沿着自己的路,一个人慢慢腾腾、一点一滴地做下去。”

  2018年1月,八十五岁的翻译家朱虹首次亮相北京图书订货会,是为了译作《温暖的荆棘》(中英双语版,作者毕淑敏)的出版。此前,她从来没为某本书的发布参加过这么热闹的场合,更不用提上网、微信或微博等新媒体了。

  中华读书报:您现在的生活状态如何?

  朱虹:我已经奔九十了,不怎么考虑生死的问题,想怎么干就怎么干,旅行,翻译,一会儿去美国,一会儿去养老院,忙起来照样开夜车。不为活着而活着,不为年龄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。

  我觉得很幸福的是,英文是我的娱乐,也是我的饭碗。我虽然有很多病,肾啊子宫啊很多地方都动过手术,膝盖是假的,还有癌症,但我都活过来了,活得还很开心。癌症手术住院两周我就出院了,装作啥事儿没有,朋友们都不知道。

  中华读书报:您国内国外地跑,应该是很新潮吧?新媒体的运用是否都了解?

  朱虹:女儿送给我手机、pad,我总是弄坏了或丢了,我的手机常常不打开。我就是不喜欢,所以学不会,于是不上网不看微信。

  别人在网上知道什么事,我不羡慕。人家又上网又玩手机,好像这个人很现代,但是我觉得,网络里乱七八糟,不能吸引我。人们问我你为什么不上网不微信、批评我落后,我就“恶毒”地说,我不感兴趣谁跟谁上床,把人家气得要命,再也不理我了。我就是觉得,自个儿穿件新衣服、吃顿饭也发照片来,让人烦。

  我喜欢思想集中。我也花时间在娱乐上.我的娱乐就是看书。有些书就是娱乐的书,幽默的,破案的,还有卞之琳推荐过的书,过去想看没时间看的书,排着队等着我,我的生活很丰富,一点儿都不感觉空虚。我这样过得很好,没有失去朋友,也没有失业。

  中华读书报: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翻译的?

  朱虹:我上学的时候就喜欢翻译。大二上朱光潜先生的课,他一周布置中译英,下一周布置英译中,然后把同学们的作业拿到堂上讲各种译法的优劣,等于是让我们同学之间互相学习。不知现在大学的翻译课还有没有这么教的。这是我最用心的一门课。

  直到现在,朱先生的一些教导我还记忆犹新。我们译过一篇关于志愿军的报道,标题是《与冰的斗争》。我套用了司坦贝克的小说《OfMiceandMen》(人鼠之间)的标题,译成《OfIceandMen》,自己觉得这样译下来英文比较顺。朱先生却指出,在这个具体情况下“OfIceandMen”不能表达“斗争”的意味,因此,尽管表面上贴切,实际上还是不达意。但他又肯定了我的设想,肯定了我对英语的敏感。我后来做翻译,没有什么理论,只是记住了朱先生的教诲,力求“达意”,同时也喜欢琢磨英语的“顺”,视为一种乐趣。

  中华读书报:您当时的理想是做翻译吗?

  朱虹:我毕业的时候填志愿表,第一个志愿就是到外文出版社做翻译,但是没有如愿,被分配到研究所,中译英的志趣就搁下来了。

  中华读书报:您去研究所,当时情况如何?

  朱虹:社科院那时刚成立,叫哲学社会科学部,文学研究所有一个英美研究室。大学时我学习英语专业,卞之琳是我的老师,毕业后我去了研究所,卞之琳是我的领导。在社科院一呆就是四十年,我的生活圈子非常窄。

  中华读书报:也很单纯。

  朱虹:他们管我叫“大头”,就是没心没肺。但是我觉得特别幸福,我认识很多人,也许爱好音乐,但是做的是另外一种工作,生活和爱好是分裂的,我是统一的。

  中华读书报:卞先生对您是否特别关照?

  朱虹:1953年分到研究所时我才20岁,只会英文,中文不好很自卑。我到了研究所,第一个任务就是研究美国的进步作家霍华德·法斯特。我写了一篇报告,从写作上批判法斯特怎么次。当时卞先生说,你这篇文章没法发表。别人都吹捧,你说得一钱不值。我说那就不发表。没想到三年之后,法斯特发表声明退党,卞先生高兴了,就拿了我的破稿子对编辑说,我的学生三年前就批判这个作家。当时我在乡下参加劳动锻炼,卞先生就按编辑的要求,自己动手增加了政治批判的内容,后来发表了。人们开玩笑,说我是“三年早知道”。

  中华读书报: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又重拾翻译的?

  朱虹:20世纪80年代,有两种现象特别触目。其一是国内各大小出版社对外国文艺和通俗作品的大量译介,其二就是出现了一大批风格各异、具有独创性的作家,可是在国外鲜为人知。除了少数汉学家之外,西方的出版商还不肯在中国文学上投资。

  于是我有一种冲动,想做点中译英的尝试,把中国作家的作品介绍到国外,实现四十年前未了的夙愿,但从哪里入手还是个问题。这时,我恰好得到哈佛大学英文系的邀请。他们有一个“美国文学——国际展望”项目,专请美国以外的学者赴美举行讲座。我的题目《美国文学在中国》其实是个“幌子”,我主要是借那次机会讲了一点我对当代中国小说的心得。为了帮助听众的理解,我译了贾平凹的《人极》和张贤亮的《肖尔布拉克》,银河网站,复印了在会场上散发。会后有听众感叹说,没想到中国现在的小说这么有意思,真应该在美国出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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