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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文学走出去 切忌简朴迎合西方

发布:银河网站_银河游戏娱乐-泡泡语录网 来源:泡泡语录网 作者:银河平台小编 时间:2019-08-16 09:27

  许多人知道我,是因为翻译了丹·布朗的《达·芬奇密码》等一系列文化悬疑小说。实际上,我不光是做文学翻译,还是一个搞研究的人。与许多人不一样的地方是,我做研究、做翻译始终强调立足本土,坚持文化自觉、文化自信的问题。

  事实上,梁启超等众多先行者、翻译家都有着强烈的文化自觉和翻译自觉,绝不满足于将一种语言的文学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文学。

  1902年11月,《新小说》杂志在日本横滨创刊。梁启超在所刊的《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》中提出“欲改良群治,银河网站,必自小说界革命始,欲新民,必自新小说始”的口号,强调小说对于社会改革和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,把经世致用的思想演绎到了极致。

  此外,鲁迅、瞿秋白、茅盾、巴金、郭沫若等人也都从“感时忧国”改造社会的目的出发进行文学翻译。

  改革开放以来,我们的翻译事业有了长足进步。但成绩的背后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,那就是一味地外译中,却殊少中译外;一心做国外学者的翻译研究和教学,却较少对国内翻译名家翻译实践作学理上的梳理和诠解;一心研究如何重视国外特别是西方的文学、文化,如何在译进时忠实外来文本,如何在译出时尽量考虑目标语读者的接受习惯和思维方式,却较少注意到我们翻译活动的重心问题,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自我,失去了文化自信。

  美利坚、大不列颠和圣诞节为什么要这样翻译

  记得在几年前,我写过系列文章来探讨文化自信的问题。我认为,文化自信不是要和国外的文化体系对着干,而是我们也要有自己的东西。可现实中,我们在学习西方文化的时候,有时候过于膜拜了。

  比方说,过去的人把“American”翻译成“美利坚”。这种美化的翻译包含了译者的文化认同,是一种仰视的翻译,意思是说这个国家美啊、船坚炮利啊。实际上,真正按照发音翻译的话,这个词应该翻译成“额卖利加”。

  同样,“Great Britain”按照音义结合的翻译方法,翻译成“大布里顿”就可以了,但我们将其翻译为“大不列颠”。这种译法的初衷恐怕就是让人知道,这个国家真是太伟大了,永远不能颠覆。

  至于“Middle East”,翻译成“中东”不算错,但我们使用“中东”这个词就有问题了。“中东”在欧洲的眼里是东部,离它们也不算远,当然是中东了。但对中国而言,“中东”显然是在西边,在我们古人眼里那边是西域。

  “Far East(远东)”是西方国家向东方扩张时对亚洲东部地区的通称。它们以欧洲为中心,把东南欧、非洲东北称为“近东”,把西亚附近称为“中东”,把更远的东方称为“远东”。“远东”这个概念一般是指今天的东亚(包括俄罗斯的东部)、东南亚和南亚,即阿富汗、哈萨克斯坦以东,澳洲以北,太平洋以西,北冰洋以南的地区。

  坦率地讲,我们在使用“近东”“中东”和“远东”等基于西方人视角的词汇时,明显缺少对这些词汇内涵的深究,缺少了一种话语自觉,也缺少一种自我建构。

  再如,我们把“Christmas”翻译成“圣诞节”,问题也很大。“Christmas”没有“圣”(saint)的意思,为什么要翻成“圣诞节”?如果是基督徒,把这个词翻译成“圣”,勉强说得过去。但对普通中国人来说,是没有什么原因一同念叨“圣诞节”的。过去,老人们将它翻译成“耶诞节”,我倒觉得是可以接受的。

  类似以西方为立足点进行的翻译例子还有很多,不仅仅是词语的翻译,而且包括翻译活动和翻译理论。不少译者抱着欧美文化中心论的思想,对自己的文化缺乏自知之明和自信之心,甚至对本国的文化有自卑心理,羞于将自己国家的文学、文化作品译出,羞于将本国文化介绍出去,这与梁启超等“豪杰译”比起来就差得远了。

  中国人讲一点带中国味的英语,不是很有趣么

  我们一些大中小学校和教育机构的英语老师经常批评学生,说他们太“Chinglish”,也就是所谓的中式英语;动辄发音不对,语调不对,要不然就是单复数不对、时态不对、搭配不对,总之就是不对。

  可大家想一想,中国人讲一点带中国味的英语,不是很有趣吗?你讲得再地道,英语世界还缺一个讲地道英语的人吗?他们真正缺的是不仅会讲英语,而且有中国文化文学功底、有中国元素和积淀的人。而在我们的翻译界,恰恰缺少这样的人。

  还有人经常批评中国学生或学者,希望他们要用英语思维。问题是,我们为什么要“think in English(用英语思维)”?我们需要用英文写文章的话,肯定是用中文想、用英语写,要不然就没有意义了。

  为什么呢?因为英语世界的人是想看到我们的东西,包括我们的思维,不一致的地方恰恰是需要沟通交流的。

  另一个方面,我们也经常抱怨西方的汉学家在中国经典外译中存在不忠实、不准确的地方。殊不知,他们正是出于自己的文化自信、自觉和西方社会所需才那么做的,我们却过多地从字面意思和机械对等诸方面去作简单的技术评判。

  当然,译文越是忠实原文,就越能看出作品本身所具有的魅力。可是,中国文化走出去不是一朝一夕、一厢情愿或一蹴而就的事情。对此,我们要承认和接受,要在逐渐积累中推动中国文学、中国文化真正走向世界。

  事实上,中国的文化典籍不仅承载中国的思想、文化,更承载中国的文艺、美学、价值观和世界观。文化典籍的翻译要忠实于传递原文的文本信息,还要尽可能再现原文本的诗学特征和美学传统。

  以短小精悍、朗朗上口的《三字经》为例,对这样的经典文本进行翻译,形式和内容的双重忠实才说得上是好译本。《三字经》每行三个字,每一首四行,而且是韵体,翻译的时候在内容和形式上完全与之对应有一定困难,这也是《三字经》译介历程中的最大挑战。

  早在明朝万历年间,利玛窦就翻译过《三字经》,俄国人、英美人、法国人后来也曾相继译介。他们虽然大都把《三字经》的题目译作“每行三个词的经典(书)”,却没有哪一个译者真正严守“每行三个词”的规则去翻,导致书名和内容严重脱节。

  同时,西方传教士和外交家更多的是一种口水话式翻译和解释,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远离原文,在深层次的忠实上更是差得很远,没有做到简明扼要,亦没有保留原作的神韵、气质和风貌。

  由此不难看出,我们不能指望西方汉学家拿出真正让中国人满意的经典翻译。在充分发挥国外翻译力量的同时,我们还是要自己培养有文化担当、有翻译自觉的翻译人才和团队。

  从这个意义上说,中国文学、中国文化走出去,首先要考虑的是让优秀的民族文学作品走出去,而绝不是改头换面、曲意逢迎乃至削足适履,更不能仰人鼻息、唯外人之马首是瞻。

  莫言作品走向世界,是因为译者随意增改删吗

  100多年来,西方汉学家的翻译理念事实上也不断在变化,一个大的趋势是越来越忠实原文、越来越多地保留陌生化效果。它的背后,是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希望原汁原味地了解中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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